王羲之能够被誉为“千年书圣”，不仅仅是因为其“产品”本身，更是因为遇到了几位绝好的“代言人”，而且其代言人的身份更是特殊。

3、帝王推崇，盛书圣之名

考研王羲之“书圣”成名史，可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学王羲之书法高潮。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学王高潮，一步步夯实了王羲之千古“书圣”的盛名之基。

第一次学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时期，主推手是梁武帝萧衍。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由“王献之——王羲之——钟繇”转变为“钟繇——王羲之——王献之”。在《观钟繇书法十二意》中，萧衍云：“子敬之不迨逸少，犹逸少之不迨元常。”虽然王羲之仍排在钟繇之后，但超过了王献之，这是极大的转变。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。另外，南朝梁庾肩吾《书品》，也列王羲之书法为“上之上”，因而舆论遂定。

梁武帝时期，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书法，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。梁武帝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，辨别真伪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勾摹出许多副本，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。梁武帝曾云：王羲之书字势雄逸，如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，故历代宝之，永以为训。这句话后来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次学王羲之的书法高潮在唐朝，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。唐太宗不仅广为收罗王羲之法书，而且亲自为《晋书王羲之传》撰赞辞。通过广泛比较，唐太宗认为右军“尽善尽美”，“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已，其余区区之类，何足论哉！”

李世民将王羲之提到了书坛第一位。为了突出王羲之,唐太宗不惜贬低其他人,尤其是不惜贬低王献之。大致意思是说,张芝的书法失传了,钟繇的书法有瑕疵,王献之的毛病更严重,是些啥玩意儿啊?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。只有王羲之的书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,总之咋看咋好。唐太宗的金口玉言,着实在很长时期内左右了后人的书法审美思想。

e@B

《兰亭序》一直是王氏传家之宝，后来真迹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手中，而智永再传于弟子辨才。据称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《兰亭序》，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认。后来足智多谋的萧翼运用巧计才诱使辨才出示《兰亭序》真迹，从而骗取到手，献给唐太宗。太宗得之，爱不释手，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、虞世南、冯承素等临摹，临摹本分赐诸王近臣，从此得以传播。而自己则将真迹秘藏起来，死后还不肯放弃，殉葬于昭陵，更是为王羲之书法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,王羲之继而也成了千年的书坛话题和焦点。

到了五代时耀州刺史温韬把唐太宗昭陵盗了，兰亭序再一次进入了世人的视线，并将兰亭序真迹之谜彰显得更加玄乎。因为他写的出土宝物清单上，并没有兰亭序，因此很多人猜测兰亭序就藏在乾陵武则天的陵墓里。

传说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，曾令虞世南、褚遂良、冯承素、欧阳询等当时名家临摹兰亭序真迹，分赐皇子、近臣，这就是传于后世的唐人摹本的由来。同样喜好王羲之真迹、承继大位的李治，并没有完全执行父皇的旨意，而是用摹本了调包，把兰亭序真迹截留了下来，后陪葬乾陵。

虽然说“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”，但父子、兄弟之间的信任维护，也是有难度的。

唐代皇陵有十八座，据说被温韬挖了十七座，唯独挖到乾陵时，风雨大作，无功而还。因此兰亭序真迹之谜不仅没有得到破解，反而再添新疑。

在唐之后，再没有人见过兰亭集序的真迹，这也使更多人相信兰亭集序随葬乾陵的说法。解放后郭沫若等一再请求发掘乾陵，就是想一睹兰亭集序的真迹，但最终被周恩来否决了。

第三次学王高潮则是到了宋代，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间的诸帝王。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，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，下旨命侍书王著摹刻于枣木板上，厘为十卷，这就是《淳化阁帖》，当时每个朝中大臣都御赐一部拓片。《淳化阁帖》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，自汉章帝至唐高宗，及诸名臣，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、王献之的作品。高宗亦曾临《兰亭序》赐孝宗，于帖后记曰：“须依次临五百本。”孝宗书法与高宗书法不易分别，不无原因。由于宋代诸皇帝都对王羲之，对《兰亭序》重视，使当时出现了士大夫家家都有《兰亭序》刻石的局面，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《兰亭序》各种版本上百种。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。

在中国书法史上，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，仅此而已。到宋朝时，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“书圣”地位，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。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。

牛恒刚：2015年11月21日于苏州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责任编辑：